投资电影 https://www.touzitop.com/

（原标题：“双减”后的第一个教师节：中小学教师期待家长教育“不缺位”）

9月10日，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来临。

尽管刚刚开学不久，但随着“双减”的落地，2021年的这个教师节，很多老师和以往相比有颇多不一样的体验。

“现在我们每个老师布置作业都会写一个平均完成时间，科任老师之间会协调。而且还不会把学生作业时间填满，会留出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让他们运动和休息。”作为成都一所私立中学的初二数学老师，罗鹏（化名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。

根据教育部的最新规定，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。不过，作业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教师工作量的降低。罗鹏指出，现在布置作业上会着重“少而精”，需要他额外花时间去筛选题目。

尽管在“双减”之下，不少老师的工作时间更为灵活。厦门一所民办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许琴（化名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民办老师的工资与学生学习的成绩密切挂钩。“从‘双减’带来的时间自由方面来说，我可以早点下班，但我的工资会出现浮动。”

乡村教师获得补助

9月8日，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教师队伍建设进展成效、国家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有关工作和第37个教师节系列宣传庆祝活动安排。

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发布会上介绍，根据最新统计数据，现在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.97万人，比上年增加60.94万人，增长3.52%，分学段看，其中，特教教师增加6.11%，幼儿园教师增加5.44%，高校教师增加了5.34%，这三类教师增幅是最大的。

相对来说，中小学老师的数量增幅较低，而且整体来看男性教师的比例偏低。

9月8日，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援引教育部数据称，近年来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男性教师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。2019年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专任教师中，男教师占比分别为29.98%、42.20%、45.27%，相较于2015年分别下降了6.29个、4.27个、3.39个百分点。

报告进一步对就业不满群体的不满意原因分析后发现，收入低（77%）和发展空间不够（50%）是最主要的两个原因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后了解到，各地中小学老师的收入差距颇大，而在“双减”之后，老师们的收入也会出现浮动。

作为成都排名中上水平的私立中学教师，罗鹏一年的收入在15万到18万之间。其中，补课给他带来的收入一年在2-4万元。“我的收入要看那届学生的质量，由底薪+绩效考核+津贴构成，我们是算课时的，年底有奖金，学生获奖之类的有补贴。现在没有补课的费用，收入估计会减少一些。”

同为民办学校的老师，许琴也认为自己的收入会有一定浮动，因为民办学校根据学生成绩来评定老师工资高低。

“公办的工资比较固定，按课算；民办按‘人头’算，不同的学生数量收入不同。民办老师的工资有一部分是和学生报课后延时的人数有关。比如我这学期新带一个班，报的人数比较少，工资就减少了一半。现在‘双减’上课的量不得不减少，延时又不是强制的，老师不能统一做一些课外辅导，这不利于孩子对知识的吸收。”许琴说。

相对来说，“双减”之后一些公办中小学老师的收入，有望得到一定提升。

一位福建漳州的初一老师李静（化名）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，作为一所农村的公办学校老师，她工资、绩效、补贴、奖金加起来，每个月打到卡里大约3300元左右。

“‘双减’课后服务补贴估计也不多，尽管数额并没有通知，但我没有期待增加多少钱。”李静说。

在上述发布会上，根据教育部的数据，截至到2020年底，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覆盖约8万所乡村学校，受益教师129.8万人，人均月补助金额平均375元。

在中央奖补政策的带动下，2020年全国有1056个非连片特困地区县也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地方投入资金达到141.8亿元。

教师期待工作“降压”

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“双减”并不意味着老师的工作压力降低。

在“双减”之后，有中小学老师在采访时指出，之前课外培训机构、家长的压力，很多现在都转移到老师身上，希望工作能“降压”。其中一个关键是，尽管开展课后服务，也不能强制增加老师的工作时间。

李静表示，作为班主任，新学期增加了课后服务，她的工作时间一天增加了两个小时。

7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提出，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；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，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；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。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“弹性上下班制”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，“双减”导致部分教师工作量增加，首先要确保教师休息的基本权利，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劳动法的规定；其次，教师可灵活上下班，要根据教师的工作需要而非学生在校时间来安排。

“我建议要适当的考虑增加教师的编制，从而增加教师数量，同时引入一些社会相关机构来参与课后服务。”储朝晖表示。

另一个压力是，“双减”之后，如何与家长和学生更好的沟通。

一位漳州民办小学老师林琳（化名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，如果“双减”仅仅在学校推进，作用是不大的。

“我应该算是家长眼中比较好的老师，但是我发现只要哪天我不教这个孩子，他就又打回原形。想要真正去帮助孩子，肯定要从家庭入手，但很多家长只看分数，因此‘双减’真正落实下去，老师压力是挺大的，在做好学生教育的同时，也要做好家长方面的工作。”林琳说。

李静认为，不要“神话”教师职业。她认为学校的教育并不能对学生做到非常重大的改变，更重要的是家庭环境的塑造。

“在农村，我发现很多家长都是在孩子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今年孩子要中考了，赶紧打电话问一下孩子怎么样，能不能上高中，头两年家长都处于缺位的情况。”李静说。

罗鹏对此相对坦然，他表示现在考试少了，他作为老师会更主动地去和家长沟通，也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，包括在家的学习、娱乐时间之类的。在学校罗鹏就针对性的开一些主题班会，而不是之前的常规总结。

“我当老师，也要去了解学生的生活，我试过刷抖音、b站，感觉就是和他们打成一片，才更容易和他们做朋友，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我比较推崇的。”罗鹏说。

整体来看，很多中小学老师也深刻的感受到压力过大，对于孩子成长的不利。

林琳认为“双减”是非常必要的。“今天接待了一对夫妻，他们孩子已经很优秀了，在家里被奶奶训斥完以后，她情绪崩溃了。后来她说因为暑假妈妈一直让她补课，每天都补，一点喘气的时间都没有，这让我觉得‘双减’太重要了。”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要让减负能够落地，必须首先减轻中小学老师的负担。如果地方仍然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，来评价老师的教学水平，“双减”反而有可能增加老师的负担。

“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和老师的自主权，让老师的精力都投向教育和教学，如果老师仍然面临功利性的考核指标，是很难转变课堂教学方式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无论是规定考试的次数，还是规定作业的量，但最终学生的负担恐怕很难有效减轻。”熊丙奇说。

他认为，有一些老师认为延长课后服务，影响到自身的休息权利，负担进一步加重。这时，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，并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。

8月30日，在教育部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及“双减”“五项管理”督导有关情况的发布会上，提出课后服务也可以聘任退休教师、具有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或志愿者参与，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、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。

上一篇：

下一篇：